中国思想史的发展，绵延漫长，集几千年历史的精华，流派纷呈，“百家争鸣”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，诸如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农家、名家、法家、杂家等等。而已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史上更是博大精深，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，在各个时代，以不同的派别，不同的表现形式，深刻地主导着影响着历史的发展。

  孔子（公元前551——公元前479）。他是春秋时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。实际上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以来人类优秀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者。孔子思想的中心是“仁”。

  “仁”学内容大致有三：一是“孝悌”和“忠恕”，这是处理伦常关系的基本准则。“孝悌”就是父慈子孝、兄弟家庭和睦，尊老爱幼，服从名分。“忠恕”就是待人以诚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。其二是“德政”、“礼治”和“教化”，这是对社会制度和思想而言。强调当政者应当“为国以礼”“政者正也”，所谓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言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”用现代语言讲就是：以法治国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来教育引导人们的行为。其三就是“中庸”思想。“中庸”是待人处事的一种准则：做事情不能极端，要不偏不倚，调和持中。以上三方面对中国社会的政治、思想、道德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，因而也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，也是人类思想的精华。

  孟子（公元前390年——公元前305年）对孔子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，主要表现为以“性善论”为基础的“仁政王道”和“民贵君轻”的民本思想。如孟子说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统治者加以引导，施行仁政，人民有衣穿，有饭吃，是可以安居乐业，天下太平的。他一再强调，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思想，把儒家思想提高到空前的高度。后来人们以孔孟合称，代表了儒家学说完整的思想体系的形成。

  董仲舒（公元前179——公元前104年）吸收了先秦以来各家学派思想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，主要表集现为以“天人合一”的神学目的为基础的“君权神授”论。另外面向社会他还建立了一套“三纲五常”的理论体系。“三纲”就是“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”；“五常”就是“仁、义、理、智、信”五常之道。这套理论奠定了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为基础的封建宗法思想。汉武帝时，随着国力的强盛和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，需要大一统的思想，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绵延了两千余年之久。

  由于董仲舒的学说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，后来就蜕变为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谶纬神学。王莽篡权及刘秀做皇帝，都利用了这种神学。从而使儒学变得神学化、庸俗化。而儒家从此也失去了它往日“独尊”地位，取而代之的是魏晋以后的玄学。

  魏晋之时，玄学以王弼、何晏、向秀、郭象等人为代表，以道释儒，儒道结合，目的在于为门阀士族的统治制度造理论依据，他以老庄思想为基础，崇尚自然无为、达生任性、不拘礼法、生活放荡，以此表示对当政者的不满和消极反抗。

  南北朝时期，佛教盛行。而儒学更处于次要地位。隋朝统一后，隋文帝派专人征集和搜罗儒家经典，进行分类整理，儒家经典于是开始又受到重视。

  唐太宗李世民实习“仁政王道”的民本思想，利用儒学加强教化，齐风导俗、安定人心，轻徭薄赋，节己顺民，发展生产。他命颜师古、孔颖达等人考订注修五经（<诗>、<书>、<易>、<礼>、<春秋>）颁行天下。科举考试也注重经学，以经科专习儒经，进士也习儒典，这些都足以说明儒家思想在唐代的复兴与加强。中唐以后，以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士，从儒学出发，创立“道统论”和“性三品说”，反对佛教学，韩愈向宪宗上《论佛骨表》，指出历史上凡是佞佛的国家，必然是个积弱积贫而又愚昧落后的朝代，因此迁怒宪宗而被流放岭南。

  韩愈的“道统论”对宋代理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。理学又称道学，他是在儒学基础上吸收佛道学说的成分，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儒家思想哲学派别，它创始于北宋时代的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及程颢、程颐兄弟。他们认为，在客观世界之外，存在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“理”，他是宇宙的本源。至南宋中期，朱熹发展了“性即理”学说，认定“理”先天而存在。人民必须遵守它。所谓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引申为：一切现存的封建制度、秩序及伦理关系都是“理”的存在，从而否定人的主观思想的存在。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成为宋以后科举考试的依据，因此，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。程朱理学把伦常道德置于“天理”之下，灭绝了人的感性欲望，长期以来给社会造成了一种窒闷和压抑感。

  明代中期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氛围，人的心理状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这时产生了王守仁（人称阳明先生）的“心学”。而心学则把伦常道德关系建立在个人的感情欲望，利益和幸福的现实生活基础上。认为“心外无物”，“心外无理”，“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”，同时他还提倡“致良知”，“知行合一”和“知行并进”。他认为“良知”能帮助人们辩是非，判断真理，尤其是能教化人们冲破传统的束缚，不盲目的接受传统的教条框框。他的这些哲学思想，对明代中期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，著名的思想家李贽，黄宗羲都从他的心学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理论营养。而且他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还远被日本接受，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。

  明末清初，社会产生激烈动荡，许多仁人杰士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斗争中，出生入死，屡遭清廷迫害。他们痛定思痛，对宋明理学进行认真的检讨和批判。希望能从历史的演进中总结出民族性的精华，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。他们对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利弊关系做了深刻的总结。他们思想中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对君主专制的怀疑和批判，对封建制度中极不合理的东西及落后意识的批判，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的儒学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近代启蒙思想。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顾炎武、黄宗羲和王夫之。

  顾炎武提出了“保国”和“保天下”这一命题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亡国”是某家某姓皇帝的改朝易号，那是君臣之事，而亡天下则是整个民族的危亡，那是每个民族成员的事。黄宗羲建立了近代政治思想，他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对君主专制，进行了大胆的批判，设想了相当于近代西方议会的“宰相”（内阁、总理）理政和“学校”（议会）议事制度。被清政府列为禁书。王夫之的主要贡献，是建立了近代唯物主义哲学。他的《读通鉴论》主张“公天下”反对“家天下”，“天下非一家之私”，“一姓之兴亡，私也；而生民之生死，公也”。对君权制提出了怀疑和批判。然而，在满清的严酷统治下，这些思想被埋没了两百多年。而康有为、梁启超的“维新运动”，孙中山，章太炎领导的辛亥革命，都以他们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和推翻清廷反动统治的思想旗帜。

  纵观儒家思想的历史脉络，其主流是可取的，其中的精华我们现在还借鉴吸收着，我们现在的文化，思想和道德观念，在一定的意义上都是儒家思想的延伸。了解这些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，道德自信，坚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信念。